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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向好委员学者共议经济发展新思路
2017-10-24 15:19:22   来源:   评论:0 点击:

稳中向好委员学者共议经济发展新思路人民政协报记者 崔吕萍 孙琳编者按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深...
稳中向好委员学者共议经济发展新思路
人民政协报记者 崔吕萍 孙琳

编者按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深化改革创新,振兴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风险,强化预期引导,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不断优化,新兴动能加快成长,质量效益明显提高,稳中向好态势持续发展。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5932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对此,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学者代表表示,上半年以来我国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已取得成效,当前经济稳中向好,应进一步夯实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基础,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基于上述背景,本报刊发部分委员和专家展望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以飨读者。

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三季度经济数据表明,我们上半年以来所做的努力是取得了成效的。但还有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现在远不是谈要大干快上的时候。”谈及对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的感受,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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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定要既看到当前稳中求进取得的成绩,也要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结构性调整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大干快上是计划经济的用语,是用强制的方式来制造的经济增长,这种做法最后是要吃亏的。因此时,假定又大干快上,很可能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应明确经济发展的目标。厉以宁表示,如不把目标搞清楚,认为经济只要增长就是好事,就会忽略这样的增长是否源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管理创新。在下一个阶段,一定要把创新放在重要位置上,唯有此,我们的增长才能保证持续不断的动力。

第三,国有企业的改革跟民营企业的发展同等重要。“不能说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仅仅是把国有企业改革好,要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的活跃参与,国有企业自身也难以做优做大做强。因此,除特殊性行业以外,仍然要把重点放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上。”在厉以宁看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际上是解决国有企业今天所面临一系列问题的重要途径。“针对民营经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也出台了相关文件,强调要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弘扬优秀的企业家精神。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并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经济还会取得更大的收获。”厉以宁表示。

全国政协常委朱之鑫:
中国经济有进向好 仍需稳不忘忧

一叶落而知秋,从中国经济前三季度的经济运行数据基本可以判断全年的走势。谈及前三季度的中国经济成绩单,全国政协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朱之鑫将其概括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经济的前景是稳中向好;经济工作仍要稳不忘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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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朱之鑫认为,从实践上来看,这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三季度增长6.8%,其中就业形势持续向好,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体现出了经济稳、就业稳、物价稳的特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上,结构调整、深化改革、环境保护、改善民生都有了积极进展。这些都说明,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稳的基础更扎实,进的成果更显著。”

而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朱之鑫认为是稳中向好。“我连续参加过几场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再次反映出我国经济抵御冲击、持续发展的巨大韧性。而这种韧性不仅因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在本届政府对新旧动能转换的高度关注下,我国经济发展中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不断增强,很好地弥补了在去产能、降杠杆过程中传统产业的收缩。”

在朱之鑫看来,我国目前形成的新动能已经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可以预计,中国的新动能还会持续增强,并会源源不断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不过朱之鑫也强调,虽然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形势总体较好,但我们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做好经济工作仍需要稳不忘忧。

对此,朱之鑫提出四点看法:首先是经济增速虽说有触底迹象,但持续改善的基础仍然不稳,需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上适度的扩大总需求;其次风险虽有所缓和,但隐患仍然是点多面广。今年以来,政府主动调控,通过降杠杆等一系列措施较好地管控了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的风险。但我们也要看到,国内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仍未消除,如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仍然偏高,一些传统的“僵尸企业”,还在依靠借新还旧甚至借新还息;再如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底数不清等问题仍然存在。第三,结构调整虽然取得进展,但仍任重道远。我们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还面临着许多制度的障碍,如科技成果的转化,现有的股权期权和分红激励政策还需完善。第四,是改革虽已有总体设计,但在落实上还要进一步跟上。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非公经济的贡献,应充分调动非公经济的积极性,真正把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实下去,施行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

全国政协常委王新奎:
我国创新吸收外资政策势在必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5年1月起,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积金额的同比增长率进入下行通道,特别是自2016年11月起,这一增长率开始进入负增长区间,迄今已经连续了10个月。对此,一直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热度变化的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王新奎提出,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下降过程中,已经呈现出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对拉动外资增长的作用日渐增加、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外商投资累计净流入量占累计流入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三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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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导致了我国利用外资形势的变化?王新奎表示,2010年以来,ICT(信息、通信和技术的英文简称)的应用突破了通讯行业领域,迅速向制造和服务融合的产业领域扩展,并推动全球价值链革命进入以创新知识全球化为特征的升级竞争新阶段,这一重大转折,意味着过去20年以来,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以绿地直接投资方式的大规模制造业转移已经告一段落。我国自2010年以来出现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积金额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也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这一总体趋势。

自2005年起,我国传统的吸收外资政策体系的绩效开始呈边际递减的趋势。在王新奎看来,构成这一情况有三大原因:第一,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创新知识全球化的新阶段后,国际投资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轻资产化”和“服务化”的特征,而且投资方式也越来越多地采取向制造业渗透的并购投资,甚至间接投资的方式,我国传统的以吸收制造业绿地直接投资为主要对象的利益型激励政策对外资的吸引力日趋下降;第二,全球价值链革命进入升级竞争阶段后,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多地在行业内、甚至产品内的增加值环节展开,而不是在产业的层面展开,我国传统的吸收外资导向政策体系缺乏精准性;第三,在全球价值链革命的份额竞争阶段基本结束以后,跨国公司一般在东道国已经有完整的生产供应链和销售的细分市场布局,这些企业更关心准入后企业投资全生命周期的国民待遇,以及东道国政府对企业监管政策与其母国政府监管政策的“一致性”,我国传统的实行区分内外资的“身份”管理并据此实施一系列外资监管政策与外资企业实际情况的偏离度越来越大。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吸收外资政策的创新势在必行。”王新奎由此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尽快取消对各级政府的吸收外资额的政绩考核指标,停止鼓励地方政府继续在传统的吸收外资政策体系下,加大直接收益性激励政策的力度。探索建立能确保知识跨境安全、有序、自由流动、政府对知识产权市场监管措施与国际标准保持较高一致性的吸收外资体制性激励政策体系。

第二,把吸收外资的市场准入管理、区域梯度推进和功能区集聚的“三驾马车”导向政策协同到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平台、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以激励产业供应链增值环节升级为手段的政策体系中来,尽快形成若干个有强大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增加值环节集聚功能的新兴城市群。

第三,对外资的监管方式应逐步从“身份”管理转向状态管理。改革外资统计制度,把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股权投资和VIE结构投资等在内的所有方式的外资进出,动态地纳入统一标准的企业信息登记表中,作为政府建立全方位、动态的外资统计体系、设计外资监管政策以及实施国家安全审查的基本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朱光耀:
全球经济见曙光,中国要持续下好先手棋

“当前,我们应该怎么看全球经济?”在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看来,从已经公开的数据看,2017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主要经济体第一次实现了同步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速为6.8%,美国经济增速为2.2%,欧元区经济增长2%,其中德国1.9%,日本经济增长1.5%。在经历了复苏、反复、复苏之后,全球经济终于在2017年看到了明显曙光,包括全球工业生产、投资以及贸易量在内的多项指标都出现了健康向上增长的态势。也正因如此,10月初IMF把全球2017年经济增长预测值由年初的3.4%上调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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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IMFC)对汇率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在过去,二十国集团(G20)的官方说法是,汇率水平应反映经济基本面,以市场为基础,保持灵活性,避免以竞争性为目的干预市场。这一共识和相关政策协调,为应对金融危机、减少全球失衡、促进全球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0月14日的IMFC最新公报中,相关汇率的表述为“强劲的基本面、稳健的政策和具有韧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汇率稳定至关重要,有助于促进强劲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在可能的情况下,实行灵活的汇率,能够起到吸收冲击的作用。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将避免采取竞争性贬值措施,并且不会将汇率用于竞争目的。”

在朱光耀看来,汇率政策协调重点的调整至少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明确支持的新方向,这种调整更强调经济基本面、稳健的政策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以防范资本过度流动对国际货币和汇率市场造成的冲击。

“看完全球经济,我们也要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朱光耀表示,IMF今年内已经连续四次上调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之所以这样做,IMF看重中国经济三方面的优势。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在去产能和去库存方面取得进展,超出IMF等国际机构原有预期,一些重要工业品供求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市场容量增加,价格上涨,企业盈利增加。“放管服”改革取得积极成效,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活力和创新力,市场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稳定,9月末,财政收入实现9%以上的增长远超年初预计的3.8%的增速,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9.2%,在年初预计的12%的范围之内。这些都反映出中国政府高超的宏观经济政策驾驭能力。

第三,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紧密融合,据IMF测算,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超过1/3,是亚洲地区对全球增长54%的贡献率中的绝对主力。

在充分阐述上面两层关系后,朱光耀提出,全球经济发展还面临着值得关注的新挑战,比如明年美国的税收政策改革,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同时还要考虑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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